浅谈骆越文化与壮医药文化的关系

浅谈骆越文化与壮医药文化的关系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蓝日春 刘智生 覃文波

摘要:
古骆越人是壮族人民的祖先。在历史长河中,骆越人创造了许多灿烂的历史文化。比如龙母文化、稻作文化、青铜文化、大石铲文化、铜鼓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具有很深的内涵。本文试图通过这些文化的背景,浅谈骆越文化与壮医药文化的关系。从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解析壮医药理论。
关键词: 骆越 壮医药 文化 Abstract : The ancient Luo Yue people are the
Zhuang people’s ancestors.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the Luo Yue
people created many splendid history and culture.?For example, the
dragon-mother culture, rice culture, bronze culture, boulders and
shovels culture, the tonggu culture, and so on. These culture has a deep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Zhuang medicine theory through thes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o Yue culture and Zhuang medicine cultural relations.
Key words: Luo Yue Zhuang medicine cultural
骆越人是壮族人民的祖先。壮族祖先在周代时,以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名载于古籍。秦时称为骆越和西瓯,东汉时期称为乌浒、俚人,南北朝至唐朝时期称为僚人,宋以后除称为俚僚外,还称为布土、土人、撞、僮、侬、沙、儴等。历史学家近来考证,骆越古国的国都在今广西南宁市武鸣县马头镇一带。骆越古国以广西中部大明山西南麓为中心,北至红水河,南至越南红河,东至广东西南部、海南,西至云贵高原东缘。古骆越国是一个政治比较成熟、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比较先进的方国。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道:“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古骆越国积淀有许多灿烂的历史文化,比如龙母文化、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青铜文化、铜鼓文化、崖画文化、棉纺文化、航运文化、医药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给壮民族和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龙母文化与壮医天人自然观
龙母文化是骆越文化的主要元素,是壮族人民的精神衣钵,是从古至今珠江流域一带人文精神的基源。作为龙母文化的发源地——环大明山一带,有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候有个寡妇婆,壮话叫做“娅迈”,脚跛歪缺,身边无儿女,以卖山笋为生,生活十分凄苦。“逢圩必赶场,拼命卖山笋;簸箩担在肩,苦水肚里吞”。“散圩归家晚,小蛇现河边;摇尾跟着走,慢捡放篮间”。“回家放缸里,如同亲儿养,餐餐喂生虫,不分日夜忙”。“养了好几年,小蛇变大蟒;容不下小缸,常把尾外放”。后因“娅迈”盖缸不小心,夹断了蛇的尾巴,成了短尾蛇。“娅迈”按壮人的习惯,呼之为“特掘”(注:未婚男青年,壮族人称为“特”,“掘”即断尾的意思)。“特掘”越长越大,“娅迈”越来越老。“一餐吃几桶,母亲心沉沉;母老家又穷,别怪母心狠;放你回大江,自己去谋生”。一天,“娅迈”寿终正寝——去世了,“特掘”按壮族人的习惯,夜里来给母亲守灵送丧。“找板没有板,要锣没有锣,竹席卷母尸,掘失声痛哭。”“还是变成龙,好为母安身,呼风唤雨来,为我母送行”。“雷声阵又阵,是特掘哭声;暴雨下不完,掘泪流更凶”。“哭天昏地暗,卷起大旋风,背母上苍空,葬在明山顶”。“明山为儿身,骆水为我情;三月三祭日,我为母祭灵”。原来“特掘”是一条短尾龙。此后,每年的三月三,“特掘”都按照壮族人的习惯,带着五色糯米饭来给母亲扫墓,并化作狂风大雨,哭得天昏地暗。这个美丽的传说,向人们诉说着这样一个哲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大自然对人类的回报是对等的。按壮人“万物有灵”观,世间万物皆有其灵,灵性相通。人要善待自然,善对自己,始终和谐。壮人谚语云:人,上不可犯天,下不可逆地,中必须和人。这就是原始而朴素的“天地人自然观”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使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朴素的宏观认识,并逐步发展成为壮医的“天地人三气同步学说”。内涵为:“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为万物之灵。人的生长壮老死生命周期,受天地之气的涵养和制约,人气与天地气息息相通天地之气为人体造就了生存和健康的‘一定常度’。但天地之气变化无常,人作为万物之灵,对天地之气的变化要有一定的主动适应能力,维持机体的健康‘常度’。反之,则受到伤害而发病。人是一个由若干个有限的小宇宙单元组成的小天地。上部为天,壮医称为‘巧’及外涎;中部为人,壮医称为‘廊’;下部为地,壮医称为‘胴’。三部之气,相互化生,相互制约,生息不断,同步运行。上天之气主降,下地之气主升,中间人气主和。三气同步,和养得体,内安外谐,自得安康”人体脏腑吸收外天地之气而产生内天地之气,形成了固有的防卫屏障,维系人体的健康。七窍相连,九孔相通,开合有度,微调有节,气息通畅,三气齐鼓,内存外输,遍布全身,协调机体功能。
二、稻作文化与壮医理论
稻作文化是骆越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出土文物及研究表明,古骆越地区有广泛的野生稻存在,骆越人较早认识野生稻,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中华民族,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宁亭子圩遗址出土的原始稻谷脱壳工具,经C14测定,年代为11000年,仅次于湖南道县壮族苍梧部祖先留下的12000~20000年前的炭化稻粒,比江西万年县的10000年稻谷遗址早1000年”。
早在古时候的骆田时代,骆越人就已经掌握了整治田畴技术,利用潮水涨缩选择田块。《史记?南越王传》索引《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广西民族学家覃乃昌先生说:“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稻生长在南方,气候炎热,昼白夜黑,阴生阳长。稻作文化使壮族先民对阴阳有了较早的认识,形成了壮医最初的阴阳概念。《广西通志?卷十七》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揭示了大自然万物变化的规律。稻,根在地,养在天,利于人。壮医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学说为基本理论,认识了人的生老病死、机体的脏腑功能以及人与自然变化的关系。稻离不开天地之精气,离不开水;人离不开阴阳,离不开三气。人靠稻米五谷滋养,靠天地两气布输,靠水之涵濡,与稻作生长相通。火可驱赶百兽,灭一切妖魔鬼怪,为骆越人心中之神;“特掘”——短尾龙,能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富有灵性和灵气,是主宰壮族人生命之神。古朴的辩证思维和自然哲理,形成了壮医“三道两路”的基本认识。三道者,谷道、气道、水道也;两路者,龙火二路也。三道两路互相化生,协调脏腑功能,预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治疗与愈后等。“谷道,壮医称为‘条根埃’,是进入人体的消化吸收通道。主要是指食道和胃肠,生化枢纽为肝胆胰。水道,壮医称为‘条啰林’,是人体排泄水分的通道,主要调节枢纽为肾和膀胱。谷道和水道同源而分流,谷道排粪便,水道排尿液和汗水。气道,壮医称为‘条啰嘿’,是人体与大自然交换气体的通道。主要是指口鼻和气管,主要调节枢纽为肺。龙路,壮医称为‘条啰隆’。壮族先民崇拜短尾龙,认为龙能制水,可驾驭血液循道运行,主宰着人们的生命。因此,龙路就是人体血液的通道,中枢在心脏。火路,壮医称为‘条啰啡’,是人体感应外界的传感通道,中枢在‘巧坞’”。壮医认为,龙火二路,纵横驰骋,遍布全身。路路通脉管,管管达皮毛,毛毛牵“巧坞”。二路脉管、传杆,如丝如缕,四通八达,星罗棋布,无所不有,无所不达。三道两路,掌管着人的生理、病理,脏腑功能,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三气的协调关系,维系着生命的“常度”。
三、青铜文化与壮医针具
青铜文化是骆越古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其中,最突出的要算铜鼓文化。铜鼓以其造型美观、工艺精湛、花纹繁缛而饮誉世界。鼓面上的太阳纹告诉我们,骆越人有自己的“欧几里得”。出土的青铜剑、青铜刀、青铜矛、青铜斧、青铜钺、青铜匕首、青铜镞、青铜卤、青铜凿、青铜盘、牛首提梁卣、青铜针等,其制造工艺超乎于年代水平。《黄帝内经?素问》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骆越古国是南方最重要的方国,青铜制造业十分发达,加上地理所处的位置和特殊的气候条件,成为了中华民族最早的针灸发源地。
近年来,民间在左右江河段、郁江河段捞沙捞出的新石器时代的砭石、石刀、骨针、陶针等针具,也印证了壮医药针具久远的历史。今天,广西壮医广泛使用的针挑疗法、刺血疗法、火针疗法、陶针疗法、麝针疗法、跖针疗法、掌针疗法、油针疗法、神针疗法等等,以及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四方木热叩疗法、艾灸疗法、火攻疗法、灼法、灯花灸疗法、花穗灸疗法、水火吹灸疗法、无药棉纱灸疗法、药棉烧灼灸疗法等,都是壮族先民医药文化的延续及发展,具有明显的诊疗特色。

四、大石铲文化与壮医药具

大石铲文化是骆越古国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体现。长舌束腰,边缘精细圆润,束把处有边牙的大石铲,堪称国内一绝。长的有70多厘米,宽30多厘米;短的有1~2厘米。器型多样,精巧实用、美观,具有很好的实用性和艺术欣赏价值。早期的带肩石斧和有段石锛,都是古骆越人典型的生产工具。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两面加工手斧,被公认为旧石器时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劳动工具。据统计,全国大石铲文化遗址共有140多处,其中广西就有116处,分布在36个县市。这些县市都是在古骆越国的境内。这些石铲除了作为稻作工具外,恐怕与医药的采集、加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旧石器时代的薄刃斧、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锛等,还有石碗、石匙羹、石磨、、石研、石杵、石臼、石杯等,不能排除与医药用途无关。壮医认为,药食同源。许多原始的器具,既是饮食用具,又是医药用具。伟大的医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医药的起源与人类同自然环境、疾病、创伤、饥饿等作斗争有必然的联系。古骆越人在饥不择食的恶劣环境中,往往会因为误食野果、野菜、野菌等食物而产生中毒;同时,也会因为食了一些其它的野果、野菜而缓解或解除了中毒,这就是原始医药的萌芽。人们从原始的生产活动中,认识了一些有毒的植物以及中毒的解救方法。商?《逸周书?王会解》云:“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岭南的这些贡品,除了作佩饰物外,恐怕没有人否认它与古骆越人认识动物药无关。因此,古骆越人使用药食两用器具是必然的。
五、陶瓷文化与壮医预防
陶瓷文化是骆越文化非常灿烂的一面。“陶瓷是人类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标志。广西桂林庙岩、大岩、甑皮岩和邕宁顶蛳山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是至今世界考古发现中时间较早的陶器之一,距今10000~13000年,比我国北方裴李岗等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陶器早2000~5000年”1962年,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0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双耳陶釜;
1958年广西龙州县八角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0000~4000年的绳纹陶罐等出土文物,都是骆越陶瓷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陶器,除了作为生活用具外,不能说与医药毫无关系。随着陶瓷文化的发展,到了汉代,出现了方格纹陶痰盂、陶薰炉,这些都是远古壮医药预防医学的重要器具。1956年,广西贵港市粮食仓库M15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陶薰炉,高14厘米,口径9厘米。子母口,伞形盖。盖中部镂25个梯形条孔,边缘有4个对称的凸字形孔,腹部镂有5个等距离的小圆孔,这就是典型的壮医药预防医学器具。壮医认为,广西地处南方,山高林茂,高温潮湿,动物尸体和植物腐烂尤多,故多瘴气,亦多毒物。许多史料上把广西称为“瘴疫之地”。《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讲道:“马援征交趾,军吏经瘴疠,死者十四五”。《隋书?地理志》载:“自岭以南二十余君……皆多瘴疠,人尤夭折”。《桂海虞衡志?杂志》载:“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涂气,郁勃蒸薰所为也……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尤毒。”香薰是驱除瘴气的一种有效方法,既可以驱逐居住环境中的有害气体,改善室内空气环境,又可以向人体布输有益气体,使人体通过肺的吸收和体表毛窍的开合,达到预防和治疗痧瘴盅毒风湿等病的目的。壮医尤其注重香薰疗法,通过艾蒿、石昌蒲、广藿香、香茅草、野薄荷、硫黄等有益药物的香薰,达到驱邪健体,开窍醒脑,畅通三道两路的目的。

六、人文崇拜、药市文化与壮医药发展
古骆越人有许多人文崇拜。如盘古崇拜、布洛陀崇拜、姆六甲崇拜、龙母崇拜、特掘崇拜、三界公崇拜、爷奇崇拜、石祖崇拜、巫麽崇拜等等。原始的巫麽治病,使壮医在很古以前就懂得了心理暗示和精神治疗。布洛陀和姆六甲是壮族人的智祖和神祖。他们掌管着人的生老病死以及生活和生产活动,医病除灾,招魂赎魂。他们能用蜂仔造人,首乌造牛,教人造房、狩猎、耕种,从闪电处取来天火,教人用火烤生品……是一个无事不通,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三界公是壮族人民心中的医神,他不畏艰险、不怕强权,用仙人赐给的如意带、须眉棒和金书为百姓治病,拯救天下病痛的黎民,而且分文不收,成为壮族人民心中的医神。爷奇为古时药王,认识很多药物。村里寨里常有瘟神“都宜”来喷放瘟疫盅毒,毒害百姓,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爷奇叫人们于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把艾叶、菖莆、雄黄、半边连、七叶一枝花等药物悬挂在门外或悬置于家里,以拒瘟神喷放的瘟疫和盅毒,并于端午节这天,号召人们把自己所认识的药物都拿到集市上去交流,向瘟神示威,从而形成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药市,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经久不衰。这些崇拜,丰富了壮医药文化的内涵,对壮医药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6年,广西贵港市罗泊湾地区二号汉墓出土的铁冬青、橄榄核、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汉墓出土的薏苡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医书所记载的青蒿、厚朴、蛭蚀、蛇毒等,这都与壮医药和骆越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使壮族祖先首先认识了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有毒之物。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云:“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首先记载了壮族先民使用的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五种毒药。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壮族先民防治沙虱毒、瘴毒、箭毒、蛇毒的经验方。唐?《新修本草》记载了壮族先民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两种贡品解毒药。宋?周去非《岭南代答》记载了邕人炼丹法:“邕人炼丹砂为水银,以铁为上下釜埋诸地。合上下釜之口于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水化为霏雾,得水配合,转而下坠遂成水银”。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田七,生于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为金疮要药”。这些历史医书,对后来的壮医药的发展有了一些零星的记载,但极不完整。由于历史的原因,壮语没有文字记载,壮医药的发展主要靠师承口授和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传承,延续至今。其实,田七这味壮药,在远古的骆越时代早就开始使用了。据考证,骆越故地有许多野生田七物种存在(如广西的靖西、那坡、乐业等县),骆越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战争中,最早认识了田七治疗刀棒伤的作用,并通过师承口授的方式,在广大的民族民间传承了下来。就像蓝靛染布一样,是古骆越人最先发现并在棉纺印染技术中首先使用的。一直到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认识南板蓝根的作用。蓝靛的作用不仅仅是染色作用,更重要的是医疗作用。远古时候聪明的骆越人,早就发现蓝靛的药用价值了。岭南气候炎热,皮肤易生病菌,蓝靛染布穿在身上,既可以保暖,抵挡紫外线的辐射,又可以清热解毒,防治皮肤病。现在广西壮族地区的壮族人,有许多仍保持着蓝靛印染土布的穿着。实践证明,身穿蓝靛土布的壮族人,很少得皮肤病;身穿蓝靛土布的壮族妇女,很少有妇科病。
七、壮医术语与骆越语言
骆越古国的语言,虽然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锤蚀,但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韵味。如今,广西各地的壮族地区,语言上仍保留有骆越文化的遗存。比如地名称呼:陆斡即壮语的“骆越”,陆林即壮语的“骆水”;人物称呼:头领称“召佬”;父称“波”;物体称呼:房屋称“拦”,
水田称“那”,村寨称“板”,石山称“岜”……等等。民间壮医对器官的称谓也一样,许多地方仍窥见骆越文化的印记。如上部天,壮医称为“巧”。“巧”字与“召”、“朝”、“巢”为古骆越词的谐音字,即“王”、“头领”的意思;中部人,壮医称为“廊”。“廊”字与“将”、“干”、“相”谐音,为“将帅”、“骨干”的意思;下部地,壮医称为“胴”,与“雄”、“拥”谐音,为“侯”的意思,明显带有“国家”的语言印记。男人称“波筛”,男阳称“陆”、“林”即鸟或水的意思,睾丸称“咪嘛”,即始祖的意思,表明了对始祖图腾的崇拜;女阴称“歇”、“甲”,卵巢称“咪花肠”,表达了对姆六甲花婆——生殖女神图腾的崇拜。谷道称“条根埃”,气道称“条啰嘿”,水道称“条啰林”,龙路称“条啰隆”,火路称“条啰啡”。肝称“德”,胆称“呸”,胰称“隆”,脾称“姆”、胃称“胴”,肺称“钵”,心称“深”,肾称“妈”等等,都有古骆越语言的印记,这是语言文化的魅力。
八、铜鼓文化、崖画文化、山歌文化与壮医养生
沉积几千年的骆越铜鼓文化、崖画文化、山歌文化,蕴含着大量的文化研究信息。其领域涉及到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医药、体育等等,是壮文化研究的一大笔财富。铜鼓是骆越古国的标志性文物。广西是铜鼓的故乡,现存出土的铜鼓有八大类型,600多面。铜鼓文饰有太阳纹、雷闪纹、翔鹭纹、渡船纹、羽人纹、水波纹、栉纹、锯齿纹、圆圈纹和龙舟竞渡图、羽人舞蹈图案等。1976年广西贵港市罗泊湾地区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铜鼓,“其第四晕圈在胸部,饰有六组羽人划船纹,船头向右,每船六人。其中三船的划船者全戴羽冠,另三船各有一人裸体;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鹭鸶或花身水鸟,水中有游动的鱼。第六晕圈在腰部,饰八组羽人舞蹈纹,间隔以绳纹、锯齿纹、同心圆圈纹带。每组二至三人。舞人头戴羽饰,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两臂外伸,拇指与其余四指张开,掌心向外,上身向后倾斜,两腿叉开,作翩翩起舞状”。舞人的上空有一或二只衔鱼的衔鹭。有的铜鼓鼓面上还雕刻有青蛙求雨、人牛耕种、禽鸟喧鸣等画面。不难看出,古骆越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特别注重文化娱乐和体育运动。崖画文化更加突出文体娱乐,尤其是舞蹈气功养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壮医药专家对花山壁画实地考察后认为,“该画面长40多米,宽130多米,人头图像1370多个。人物画面正面多举双手,肘部、膝部弯曲角度为90~110度,呈半蹲状。侧身人像排列成行,两腿后弯,两手向上伸张。这是一幅典型的舞蹈、武功或气功的动作,对健身十分有益”。广西是山歌的故乡,壮族是“歌欢”的民族,山歌文化内涵十分丰厚,源远流长,自古有之。最早记载骆越山歌的是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越人歌》,还有的是流传在古骆越地区的《布洛陀经诗》。歌,壮人称为“欢”,最初是在山洞里对唱的,所以也称“欢敢”。现在在古骆越国的故地还保存有许多歌圩,如广西武鸣县的廖江歌圩、那坝歌圩、坛别坡歌圩、雷王歌圩等等,还有每年的三月三歌节。晋?沈怀远在《南越志》中记载道:“越市之名为圩,多在村场,先期召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明?邝露《赤雅》以及清代《岭表纪蛮》中,对歌圩也有记载。如今流行在广西田东县的《嘹歌》、田阳县的《欢岸》、广西龙州县的《天琴》、广西那坡县的黑衣壮歌以及广西马山县的多声部山歌等等,都是几千年骆越古国山歌文化积淀的结晶。骆越人唱歌,不分男女老少。喜庆时唱,悲哀时唱;劳作时唱,农闲时唱;田野里唱,山岗上唱;狩猎时唱,捕鱼时唱……没有时空和地域的限制,粗犷豪放,娓娓动听,想唱就唱,随口即来。唱歌用脑,用心,用情,用气,达到完美的生理调节作用。对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养生延年,大有裨益。
文化是印在民族心灵上的符号,是民族历史研究的密码。骆越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遗产,是壮学文化的瑰宝,是壮族及东盟国家部分民族的共同精神食粮。壮医药文化与骆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离不开民族的根。难怪著名的壮医药理论研究专家,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原所长、广西中医学院教授黄汉儒先生风趣地说:“壮医药文化有没有背景?有!那就是骆越文化;壮医药文化有没有靠山?有!那就是大明山、花山、敢壮山”。壮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支奇葩盛开在祖国的杏林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古至今,造福于人类的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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